1950年，一个干部告诉妻子自己去中南海见了毛主席。妻子一脸惊讶且不理解，干部连忙解释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我是毛家人，毛主席是我堂哥！”
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岁月里，新四军后勤系统中有一个名叫王勋的干部，做事稳妥、为人低调，从不显山露水。身边同志对他的印象出奇一致：是个能干的实在人，管钱粮账目清清楚楚，作风朴素得有些执拗。
没有人会把这位王勋同志跟千里之外的毛主席扯上关系。
这个秘密一直守到1950年。那一年秋天，王勋从南京去北京出差，办完公事后做了一件“私事”——他径直走向中南海，报上了自己尘封已久的真名：毛泽全。门卫通报之后，里面很快传来消息，毛主席要见他，而且情绪明显很激动。
这一面，兄弟俩都等了整整12年。
1938年毛泽全被派往新四军工作时，就给自己取了这个化名。原因并不复杂：他的本名“毛泽全”跟毛主席实在太像，放在花名册里扎眼，容易叫人猜测两人之间的关系。在部队里，他不想因此受到任何特殊照顾，更不愿给组织添麻烦。索性改了名，从最基层做起。
改名的决定下得干脆，牵挂却藏得很深。12年时间里，毛泽全没有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，也没有托人带过一句话。
他想念堂哥的方式很特别：每天翻报纸。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，知道堂哥还平安，还能指挥作战、发表讲话，他就觉得心里踏实。至于自己在后勤战线上吃的苦、受的累，他一个字也没想过要递出去。
这并不是一段疏远的关系。恰恰相反，毛主席在毛泽全心中的分量，从少年时代就很重。他比毛主席小不少，小时候在老家，对那个去省城读书、在外头干大事业的堂哥满心崇拜。
1927年秋收起义时，18岁的毛泽全跟着参加了革命；1937年辗转到达延安投奔毛主席，才算真正接上了头。只是团聚的时间太短，第二年他就南下进入新四军，此后音讯全断。
在南方那些年，毛泽全一直扎在后勤岗位上。筹粮、筹款、调配物资，这些工作不轰轰烈烈，却是部队能够持续战斗的命脉。他经手的钱粮数目不小，个人生活却俭省到近乎苛刻，一件军装穿到打满补丁也不肯换新的。
有同志后来回忆，王勋这个人，对别人大方得很，对自己小气得厉害。就是靠着这种作风，他把名字藏得严严实实，身份从没露出过破绽。
1943年，毛泽全在部队与徐寄萍结婚。新婚当晚他告诉妻子自己的本名时，徐寄萍只是觉得“泽全”跟领袖名字相像，完全没往亲戚关系上想。毛泽全也没有多作解释。这个秘密就这样继续埋在了婚姻生活里，一埋就是7年。
直到1950年从中南海回来，他才觉得不能再瞒了。妻子听完原委，从震惊到理解，再到生出几分敬意。一个宁肯隐姓埋名十几年也不肯借光的人，骨子里有股子硬气。
毛主席那边其实也一直在找这个堂弟。12年间曾多次派人打听，始终没有消息，心里甚至做过最坏的打算。所以当“毛泽全”这个名字忽然出现在中南海门口时，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藏都藏不住。
见面那天，毛主席详细问了他这些年在哪里、做什么工作，得知他一直在新四军后勤系统默默干事，连名字都改了，很是赞赏。正好陈毅在场，毛主席便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把人引荐给他：“这是我堂弟，一直用化名在你们那边工作，干得不错。”
1952年，毛泽全一家调到北京，两家人的走动才渐渐多起来。毛主席对这个低调本分的堂弟很亲近，老家来人了，常常一起招待，围坐一桌，谈的都是家乡旧事和民间实情。
有一回毛泽全进京时带去一些家乡的土特产，毛主席见了格外高兴，边吃边问乡里的收成、百姓的日子怎么样，细细致敬问了个遍。毛泽全一五一十地答，不夸大也不缩小。这是他多年养成的性子：不管在谁面前，有一说一。
回到家里，毛泽全从不放松对子女的要求。不许以毛家人自居、不许在外面搞特殊、不许向组织伸手——这些规矩家里的孩子从小听到大。在他看来，堂哥的身份是堂哥的，自己的路得自己走。
1976年毛主席逝世，毛泽全接到消息后心急如焚，想尽办法向上级请求进京吊唁。获准后赶到北京，进入灵堂的那一刻，他再也撑不住了。几十年的思念、崇拜、感激，连同最后这些年见不着面的委屈，一起决了堤。
他哭到浑身瘫软，被人用推车送出了灵堂。追悼会结束当天，他当场昏厥，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才慢慢缓过来。
1989年，毛泽全病逝，终年80岁。这一生，他把最好的年华交给了最不显眼的后勤岗位，没有赫赫战功，却用一根针一条线串起了前线与后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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